沈家本，字子惇，別號寄簃。1840年出生在美麗的苕溪河畔，曾任天津，保定兩地知府，大理院正卿等要職。沈家本是我國著名的法學家，他晚年主持修訂晚清新法，開啟了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歷史征程，被譽為現代法制之父。

　　如今，沈家本紀念館靜靜坐落在湖州歷史文化保護街區—衣裳街紅門館前大擺渡口8號，紀念館于2012年建立,2013年1月正式對外開放。沈家本的家史、生平，對近現代法律的貢獻及與湖州的淵源陳列其中，靜靜等待后人以閱讀。

　　風云時代，跌宕人生

　　1840年，沈家本出生在湖州城南編箕巷，五歲時，父親沈丙瑩考中恩科進士，沈家本隨父親一起前往北京居住。當時的沈家可謂是書香門第，受此影響。幼時的他便十分喜好讀書，在他十六歲的時候就回湖州考取了童試秀才。在《清史稿》的《沈家本傳》中也有對沈家本少年時代的記載“少讀書，好深湛之思，于《周官》多創獲”。

　　在沈家本一生孜孜不倦的學習生涯中，有兩位老師對他非常重要，他們是沈桂芬和閔連莊。沈桂芬是沈家本的姨夫，曾任兵部尚書、軍機大臣等要職，也是洋務派的主力。沈桂芬對西方學習的思想深深影響了沈家本。另一位是閔連莊，閔連莊是沈丙瑩的朋友，也是沈家本在京讀書的老師。沈家本與這位少年時代的老師感情十分深厚。就在沈家本博覽古今逐漸成長的時候，中國政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外國列強用鐵艦和大炮扣開了中國大門，并與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條約。正是在這種動蕩的時局下，沈家本逐漸成長。

　　1859年，沈丙瑩外放貴州，1861年，由于國內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與外國列強的入侵，沈家本護送家人前往貴州與父親匯合，踏上了長達三年的湘黔顛簸的艱苦旅程，期間輾轉銅仁、長沙、貴陽直到1864年他才由上海返回北京。這三年的艱辛歷程，沈家本看到了百姓的苦難，看到了祖國主權的淪喪，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為以后他“以法救國”打下了基礎。

　　結束了顛沛流離的湘黔之行，抵達北京后，沈家本開始了長達三十年的科第及刑曹生活。同治四年（1865年），浙江補行咸豐十一年鄉試。在刑部當差不久的沈家本沒有放棄這一機會，七月中回到湖州后由其父陪同前往杭州應試，中試第六十二名。沈家本在刑部任職期間楊畢案轟動一時，楊畢案，即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1875年10月，朝廷派浙江學政胡瑞瀾復審楊氏一案維持原判，慈禧照例將奏折發刑部核議。當時朝中對該案件如何定罪分歧很大，當月，在刑部的沈家本擬寫了以刑部尚書崇實等人名義呈送兩宮的《欽差查辦事件》折，同時在北京的浙江籍官員也紛紛投書進奏申明案情。故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據此下旨要求重審，最終使楊乃武小白菜案件得以平反昭雪。

　　沈家本在鄉試中舉后，又躊躇滿志踏入通州試院，希望在會試中一舉成名。然而，時運不佳的沈家本落榜了。直到1883年，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44歲的沈家本才在會試中榜上有名，如愿以償。

　　考取進士后，沈家本升為刑部正式郎中，接著任刑部奉天司主稿兼秋審處坐辦，律例館管理提調等職。由于精通律例、經驗豐富，據沈家本日記記載，當時刑部重要案件和奏稿都由堂官點名交給他辦理。1890年，慈禧太后和皇帝拜謁東陵，照例需要干練司員隨行，以便當即處理沿途攔駕告御狀的“叩閽”事件。刑部堂官中，特點刑部侍郎薛允升隨駕，薛又特點沈家本為隨員。雖每天叩閽者絡繹不絕，多時一天10多起，但都能得到妥善處置。

　　1893年，沈家本在第十次京察中他被列為上等，外放天津知府。上任前他前往頤和園勤政殿向光緒帝進諫謝恩，還去拜謁了自己的恩師及上司，并將自己的大女兒許配給了汪大燮。汪大燮是近代著名教育家，曾任教育總長及代理國務總理。他主張洋務與共和，在民國時期影響很大。

　　1893年10月，沈家本離開北京，先到保定謁見藩、臬兩司。到達天津拜見直隸總督李鴻章后，正式接任天津知府。在天津，沈家本隨李鴻章一起宴請了洋人。這是沈家本第一次直接接觸洋人，從此與西方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沈家本任職天津知府期間，他續修了天津府志。重建了望海樓。刑部出身的沈家本在天津也辦理了許多案件，鄭國錦案就是其中一例。沈家本在天津任知府時寬猛相濟，作風務實。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天津是中方戰爭指揮中樞。沈家本在日記中記載了當年的戰爭場景，并組建團練來抵抗入侵。后因種種原因并未組成，甲午戰爭便結束了。

　　1897年沈家本奉命由天津調任保定知府。保定是當時的直隸首府、京師門戶，地位十分重要。剛上任保定知府不久，戊戌變法便席卷全國，他的女婿汪大燮還是積極支持者。雖然沈家本態度中立，但對變法者最后的悲慘遭遇極為同情。

　　當時的保定教案頻起，局面混亂。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為口號大肆虐殺傳教士及教徒，場面十分殘忍，沈家本將傳教士們看押起來進行保護。

　　1900年外國列強侵入北京，慈禧攜光緒外逃，命沈家本為山西按察使，但他因公務無法立刻啟程復命。八月下旬八國聯軍進入保定，拘押了廷雍、魁恒、王占奎、沈家本等四人。除沈家本外其余三人全被斬首。沈家本在獄中被關押了4個月，這一經歷堅定了沈家本以法救國的思想。

　　同年12月，奕劻、李鴻章在《議和大綱》畫押的次日，沈家本才結束囹圄生涯，匆匆離開保定，趕往西安。與慈禧匯合后，在兩宮回鸞途中沈家本被任命為光祿寺卿，在前打點一切事物。抵達京城前夕被升為刑部右侍郎，從此步入了清王朝司法界的最高層。

　　1902年清政府在國內外的壓力下被迫推行新政。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三名總督推薦沈家本、 伍廷芳主持和修訂法律。當時伍廷芳常年在國外，對西方法律有著深刻的了解，而沈家本則對中國法律頗為熟悉，兩人中西結合，為修訂法律打下了基礎。

　　1906年清政府宣布籌備立憲，修改官制，沈家本出任大理院正卿。大理院是近代式最高審判機關，大理院正卿是大理院最高長官，從這個意義上說，沈家本是中國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長。

　　武昌起義爆發后，袁世凱竊得大權順勢向清廷逼宮。1912年，溥儀宣布退位，大清王朝退出歷史舞臺。沈家本也退出了官場，在枕碧樓度過了他的晚年，為后人留下了大量不朽的著作。1913年端午節，享年73歲的沈家本在北京金井胡同枕碧樓逝世。

　　以法救國，承前啟后

　　沈家本臨危受命主持修律，在他的主持下，翻譯西律、改造舊律、制定新律、培養法律人才、引進西方法治思想，推動了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歷史征程。

　　國外西方列強入侵，國內太平天國戰亂頻發。清王朝為了維系自己的統治，被迫宣布變法。沈家本臨危受命主持修律，在他的推動下翻譯西律、改造舊律、制定新律。修訂法律過程中，沈家本始終重視翻譯各國法律。初期翻譯側重刑法，以日本的為多。沈家本在《修訂法律情形并請歸并法部大理院會同辦理折》中對翻譯完成的西律又作一次統計，共計23種，已譯未完成的有十種。

　　在主持翻譯過程中，沈家本特別重視翻譯質量，招聘留洋歸國的西學人才。同時，聘請外國法學家擔任修律顧問，極大地改變了清廷上下對西方法律閉目塞聽的狀態，傳播了近現代民主法治和人權思想。

　　在翻譯西律的同時，沈家本又致力于改造舊律。如廢除凌遲、梟首等酷刑重法，禁止刑訊。但是廢除刑訊一事并不順利，經過沈家本多年的努力，在1910年，才從法律制度上正式廢除了刑訊器械。

　　在沈家本眾多的改革之中，監獄改良也是其中一項。沈家本派董康一行赴日考察監獄，就此揭開了清末改良的帷幕。當時沈家本吸收了西方思想，改良了很多監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圓周形與十字形格局的監獄。

　　制定新律是當時沈家本主持晚清修律最重要的任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以及《大清新刑律》草案。

　　1910年，沈家本力排眾議終于使新刑律總則獲得通過。清末的禮法之爭，禮教派以張之洞，勞乃宣為代表企圖在不動搖他們的特權地位和腐朽的統治下實施法律改革，充分體現了他們變法的欺騙性和虛偽性。與接收西方思想，希望通過變法振興國家的法理派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沖突。 張之洞攻擊《刑律草案》有違君臣之論，父子之論，男女之別，上下尊卑等。 禮法之爭最終在沈家本辭去修律大臣及資政院副總裁后暫告一段落。

　　沈家本認為，西方的強盛與法學的發達密切相關。而采用西法，需要大量法律人才。因此，在修訂法律的同時，他特別重視法學教育，并發起創辦了京師法律學堂。

　　沈家本與湖州

　　沈家本后來官職雖至大理院正卿、資政院副總裁，但是他時刻心系著故鄉湖州。如著名的湖州海島教案，美國傳教士韓明德強占海島府用以建造教堂，激起民憤。而當時經辦此案的歸安知縣辦事糊涂,一味媚外。為此,民眾發動京、滬、江、浙本籍官員發起保地斗爭。沈家本得知后通過修律館中的美方專家一直上訴到美國國務院,五年后終于取得了勝利的結果。海島教案是中國人打贏的第一樁涉外官司,也是清代唯一一件中方勝訴的教案。

　　陳英士，近代民主革命志士。1912年陳英士來京，沈家本也到會館聽了陳英士演說，并與之合影留念。之后陳英士又專程來到位于金井胡同的枕碧樓，登門拜訪了沈家本。

　　胡惟德，字馨吾，中國近代著名外交家，曾多次擔任駐外使節，后任民國外交總長兼代國務總理，參與并見證許多重大外交事件，是書寫晚清與民國外交史不可或缺的人物。胡惟德與沈家本既是同鄉又同殿為臣，素有往來。1912年2月12日，署外務大臣的胡惟德率沈家本在內的八大臣參加宣統帝退位儀式。在標志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大清王朝徹底退出歷史舞臺的《宣統帝退位詔書》上，永遠留下了胡惟德與沈家本兩個湖州人的名字。

　　劉錦藻，南潯首富劉墉次子，沈家本與劉錦藻過從甚密。劉錦藻所撰的《皇朝續文獻通考》是記載清朝典章制度很有影響的書籍，就是由沈家本向朝廷進呈并受到嘉獎。

　　朱祖謀，原名朱孝臧，曾任編修、侍講學士、禮部侍郎。近代著名詞人、書法家。他與沈家本既是同鄉，又是同科進士好友，還是孫輩兒女親家。

　　湖州荻港望族章氏兄弟-章宗祥與章宗元。章宗祥，1914年任司法總長，之后出任駐日公使，五四運動后被免職。在沈家本的追悼會上章宗祥發表誄詞。章宗元，清末法學家，經濟學家，曾被聘為修訂法律館的顧問，同日本法學家一起修訂《大清民律》。

　　沈家本從19歲開始編撰書籍，終生從未中斷，據不完全統計多達1600余萬字，為后人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

　　沈家本是湖州人，湖州市委市政府對沈家本的法律文化研究也非常重視，撥款重修了沈家本墓；由中國政法大學與湖州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沈家本與中國法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湖州召開，120余位來自國內外專家學者參加；2010年，由中國政法大學與湖州市人民政府合作的《沈家本全集》正式出版。

       沈家本在沒落的王朝中架起了西方法治與中華法制的橋梁，啟動了中國社會新法治文明的引擎。雖然他沒有掀起一個社會的震顛，沒有扯旗吶喊投筆從戎，但歷史卻很難翻過這一頁。他那“法學昌明、巨子輩出，得與東西各先進國媲美”的夙愿，到今天我們還在踐行。